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从四面一步步逼近中央苏区中心地带，蒋介石正在为其“围剿”红军制订的“铁桶计划”即将实现而踌躇满志。在这千钧一发之刻，一份绝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手中，中央立即决定，中央红军提前实施战略转移。这一决定使蒋介石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而获取绝密情报并把情报送到中央苏区的正是国民党少将莫雄、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

莫雄曾救蒋介石的命

莫雄（1891—1980）,字志昂，广东英德人。贫苦出身，早年在国民党的党内军内即有“莫大哥”之称，又因其在红黄蓝白黑条条道道上都有好友，被称为“五色将军”。

莫雄1907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1909年奉命打入广东新军，随时准备策应革命党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莫雄先后在广东北伐军中担任排长、连长，追随孙中山，在粤军部队中屡建战功。1922年北伐军兴师讨伐军阀吴佩孚时，蒋介石时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负责大本营留守工作。一次，桂林附近山区“土匪”万余人包围大本营，蒋介石被困在城中危在旦夕，慌忙拍电报给粤军第四独立旅（莫雄时任该旅中校营长）求援，莫雄带了两个营，冒死把蒋介石救了出来。这是他与蒋介石结下非凡交情的开端，也是莫雄多次为中共和红军屡立奇功的基础和难得条件。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背叛孙中山的兵变。当时莫雄在驻梧粤军担任中校营长，兼梧州卫戍司令。在莫雄的帮助下，驻桂东的滇、桂共9个旅以及莫雄成功控制的2个粤军团，组成“西路讨贼军”，并由莫雄担任前敌指挥官。“西路讨贼军”4万余人浩浩荡荡地从西江南下，一举将陈炯明的叛军赶出广州城，为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莫雄最喜欢运用迂回战术，正面佯攻与侧面围攻相结合是他的拿手好戏。由于拥立有功，又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国讨伐袁世凯、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大元帅府将莫雄从中校营长越级提拔为少将旅长，莫雄时年31岁。

北伐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剥夺军权。

1930年3月，莫雄跟随张发奎进行反蒋活动，失败后，张发奎下野，莫雄也赋闲在家。同年年底，莫雄到上海见到国民党元老宋子文，后被宋子文委派为税警总团总团长。

莫雄成为中央特科重点联系对象1930年，莫雄在赴上海时巧遇中共党员刘哑佛，刘哑佛是莫雄旧部，1925年莫雄任粤军十一师师长时，刘是师政治部主任。经刘哑佛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严希纯、卢志英等人，并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李克农及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了联系。莫雄回忆称：“他们（指中共党员）常以革命道理来开导我。向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介绍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打败了十四国联军的侵略的情况，并向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

莫雄提出入党要求，李克农请严希纯转达了党的意见：“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个虽然不是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今后，入党的机会是很多的。你虽然不是党员，但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你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你能做到这两件事，我们便十分满意。”

莫雄对此深表理解，把李克农的这番答复当作自己对党的承诺，并为此奋斗一生，多次暗中为地下党提供巨大帮助。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莫雄指挥税警部队与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上海停战后，莫雄率部进驻海州，此处是有名的淮盐产地，但盐枭为患多年，破坏盐税，作恶多端，势力较大，莫雄请示宋子文，并经蒋介石同意后，出兵清除盐枭，大批盐枭、匪首及有关官员被问斩。

从此税收大增，莫雄得到嘉奖，百姓欢喜，立碑称颂。

1933年10月，正在赋闲的莫雄在南昌遇到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杨永泰和莫雄于1923年认识，当时莫雄为粤军第七独立旅旅长，杨永泰对莫雄的军事才能深表敬服。杨永泰此时权力显赫，便对蒋介石说莫雄在军事上很有一套，让他出山对付红军肯定能够奏效。

当时蒋介石正在为几次“围剿”苏区均告失败而郁闷，他亲自领教过莫雄的军事本领，而且莫雄救过他的命，所以，就委任莫雄为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并放权让其自组班子。蒋介石给莫雄颁发了两个委任状、两份组织表以及三千元大洋。

莫雄立即动身到上海找到中央特科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寻求帮助说：“我准备与蒋介石斗法，用他的拳头去打他自己的嘴巴。请你们将这两份组织表拿回去与你们上级商量研究，我莫雄很佩服你们，孙先生说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因此我相信你们的主义是可以救国强国的。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人来与我一起干吧!我当司令，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起干吧！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听了非常高兴，严希纯郑重地接过莫雄手中的委任状和组织表。

项与年作为莫雄的“袍泽部下”进入赣北第四行政专署。莫雄还通过杨永泰把几个共产党员安插进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与此同时，上海地下党还委托莫雄介绍多名同志打进国民党特务高级训练班，杨永泰照单全收。

1934年3月末，在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帮助下，一个以中共地下党为骨干的“剿共司令部”和专署成立了，莫雄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这两个职位乍一看并不显赫，但却十分重要，因为两个职位的委任状是蒋介石给他的。在司令部及专署内，一切事务主要由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人负责，莫雄经常与项与年等人见面谈心。

司令部及专署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地直接受上海地下党领导的。

为了配合莫雄，使其进一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当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相机撤退、转移，还煞有介事地与莫雄的部队打了几仗，然后“仓皇败退”到别的防区。莫雄的第四区“捷报频传”，蒋介石高兴得不得了，发出通报对莫雄进行嘉奖。

庐山会议莫雄获取“铁桶计划”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军长秘密军事会议，制订了“围剿”苏区红军的“铁桶计划”：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圈，架起30多道铁丝网，构成严密火力网，组织几十万大军逐步向瑞金推进，还配备1000辆卡车，快速调动部队，及时拦截红军，在指定的时间突然合拢包围根据地。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一俟包围圈完成，各“围剿”部队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的设置使得他们的火力构成极为严密的交叉封锁网。蒋介石严令在一个月内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占领“赤都”

瑞金，必欲将红军一网打尽。

庐山军事会议最后由蒋介石致闭幕词，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在场的200多名国民党将领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赌咒发誓要在这次“铁桶围剿”中“剿绝”共产党和红军。

莫雄作为国民党军少将参议、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本没有资格参加这次极为重要的庐山军事会议，但因为庐山正处于德安地区，他又与蒋介石有特殊关系，所以莫雄也被破格特邀参加。尽管他也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一样摩拳擦掌，但内心里却非常焦急。这个“围剿”计划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若此计划得以实施，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莫雄出席完庐山高级军事会议，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当他踏进司令部的时候，已是掌灯时分。莫雄顾不上吃饭，马上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叫到办公室。莫雄将从庐山带回来的所有文件从公文包中取出，让他们细看。

他们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刘哑佛开口问莫雄：“大哥，你说怎么办?”莫雄说：“还能怎么办的？这么危急，你们马上拿去交给党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就是了！” 项与年等人听了，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你！”

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人决定马上行动，连夜用特种药水将蒋介石制订的“铁通计划”的主要内容，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然后把整套计划送到南昌秘密联络站，马上把计划的核心部分用电报形式向瑞金发报，项与年还提出必须马上将整套计划密写后秘密送往中央苏区。项与年会讲客家话，熟悉当地人情地貌，又是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过关卡比较隐蔽、方便，他自告奋勇承担重任。刘哑佛、卢志英表示同意。

项与年（1894—1978），原名项廷椿，又名梁明德，福建连城县人，1925年入党，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1927年，年方31岁的项与年被驱逐回国。

项与年返回上海后，调入中央特科“红队”工作，成为“红队”主力成员。

项与年 、刘哑佛、卢志英连夜奋战，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从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的较为快速安全路线。

第二天上午，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出发了。项与年为减少与敌人关卡接触，决定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林，秘密而行。

项与年进入泰和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更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立即逮捕。项与年只得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

经过多天的艰难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当他到达兴国后，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青壮年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项与年只好再回山里寻求时机。时不我待，心急如焚，他终于想出一计，将心一横，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第二天，项与年的双腮严重肿胀，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也早已被荆棘挂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叫花子。他强忍疼痛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深一脚浅一脚下山前行。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

1934年10月7日，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来到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的老叫花子就是相当熟悉的老部下项与年，感动之情无以言表。

周恩来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立即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如果再拖半个月，敌军完成合围，红军就很难脱身了！

周恩来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汇报，中共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莫雄司令部发来的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马上制订了提前实行战略转移的计划。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命令，10月12日，红军中央纵队从瑞金出发，用红军小部队牵制、迷惑国民党合围部队，主力红军趁国民党部队合围之前，突出重围实施战略转移。

10月中旬，蒋介石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12个师的部队，实施机动截击，完成了他们所谓的“铁壁合围”，先后占领宁都、长汀、会昌，满以为已经迷惑了红军，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完全合围在包围圈之中，准备彻底歼灭之时，才发现他们完成的“铁壁合围”之中并没有围住红军，“铁桶计划”惨遭失败。

10月底，红军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的“铁桶”，踏上长征的伟大征程。

莫雄继续为党工作

1935年3月，莫雄被蒋介石派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贵州毕节当“剿共”保安司令及行政督察专员，“围追堵截”长征的红军。蒋介石将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及行政专署的原班人马开到贵州毕节，并将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归属莫雄指挥。

莫雄到毕节上任后，马上派出探报四处留着红军伤病员，需要紧急救出。莫雄任命共产党员卢志英为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负责操办军务。

卢志英迅速通过地下党，通知红军伤病员马上转移，又谎报军情，告诉蒋介石“业已肃清流窜之残匪”。此时的蒋介石正让红军主力部队折腾得晕头转向，闻报后没再核实毕节的事情。

次年2月，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要通过毕节。莫雄打开毕节城门，让红军部队在毕节城休整了约半个月时间，他则撤到城外十多里地的山沟里“剿匪”。蒋介石闻报遂严令扣押莫雄，以“通共”罪名押往南京投入监狱。

两广事变发生后，莫雄被杨永泰、张发奎、陈诚保释出来。蒋介石对莫雄训斥一番，又给莫雄布置任务说：“你现在跟陈诚参谋长到两广去搞策反，要戴罪立功，听到没有！”蒋介石随后委任莫雄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员。

莫雄被保释出狱后，两广事变平息，莫雄被蒋介石削去兵权，只让他当行政督察专员，莫雄以住院割痔疮为名婉拒，蒋介石批给5000元了事。

1938年7月，莫雄在武汉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武汉办事处军代表叶剑英，叶剑英告知莫雄有关长征、西安事变等情况，然后送给他一本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并告诉莫雄看后可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莫雄看后深受鼓舞。莫雄回到南雄后翻印了3000册，分发给部队官兵和亲友学习，他在对所属官兵讲话时，常常运用《论持久战》中论述的内容，结合当时粤北抗战形势，说明持久抗战必能打败日军的道理。

8月，莫雄出任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当时南雄监狱关押着几百名中共党员、红军战士以及进步人士，他们都是余汉谋的“剿共”部队在湖南、广东、江西边区抓到后，押解到南雄来关押的。这时，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建国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来找莫雄，请求设法解救这批“犯人”，莫雄当即答应。莫雄请示余汉谋说“南雄监狱罪犯太多、却又查无实据”，三天后这批人全部获释。随后，莫雄又想方设法释放了关在秘密监狱、已被判了刑的24名共产党重要干部。

1938年底至1939年初，莫雄结识了当时住院养病的原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莫雄邀请古大存在他司令部担任上校参谋长。古大存又从红十一军中调来郭大同等人在莫雄部任参谋。

古大存用司令部的发报机与红军联系，还经常对莫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团结抗日的正义主张。

1939年莫雄改任韶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北江抗日游击司令，1940年为少将司令，他组织了四个大队共1600多人的抗日队伍，中共北江特委组织派出黄桐华等十多名中共党员，通过各种渠道来到莫雄的部队任职，黄桐华还在清远、英德、佛冈重新招募愿意抗日的青年入伍。

1942年莫雄出任“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黄桐华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莫雄很信任他，大小事都交黄桐华负责。黄桐华用莫雄的名义及印信发展革命力量，营救革命同志，进行反蒋抗日活动。

在此期间，莫雄为中共广东省委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将当时敌伪活动的情报提供给云广英转省委，莫雄又把他保安司令部和专署的空白通行证，供应给云广英转交省委使用，以掩护我地下党员，便于行动和工作。莫雄还给中共广东省委枪支弹药，支持我地下武装活动。为了解决游击队的经费，莫雄在家乡开设了“义和店”，安排地下党员任店经理，该店成为北江特委的交通站，并为中共北江特委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莫雄与中共粤北省委合作，历时两年半，多次受到中共粤北省委的好评。1944年广东将领余汉谋电告莫雄，要抓捕黄桐华等4名共产党员（当时只是怀疑，尚未暴露身份），莫雄用头颅作担保，使黄桐华等人仍在莫部安全留任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莫雄先后任县长、专员、“清剿”司令，这期间北江地区的游击队十分活跃。莫雄安排好友刘强（共产党员）任少校参谋，刘强借此职位，同北江游击队联系，秘密把情报送到地下党手中。莫雄还通过刘强将大量弹药、物资秘密送到游击区，莫雄还购买了3000双胶鞋送给游击队。1948年，莫雄任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这期间他秘密把情报、弹药、通行证、药品等物资送给游击队，还设法营救了被捕的5位共产党员。

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莫雄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广州卫戍司令、军统特务头子李及兰下令逮捕枪杀莫雄，莫雄得到消息后，设法潜逃到香港。

项与年改名梁明德

项与年将绝密情报交给党中央后，很快参加长征，加入长征先遣侦察队，又名副其实地成为对敌斗争的尖兵；途中受党派遣前往香港、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由于蒋介石对苏区红军悄然突围、突然转移极为恼火，紧急指挥部队迅速围追、堵截。

为粉碎其新图谋，中央特科决定调项与年回上海，率领爆破组赴江西南浔铁路沿线，炸毁铁路桥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破坏威胁江西之敌的后勤补给线，以牵制其作战行动。

接受中央特科的指令，项与年火速赶回上海，看望了留在上海半工半读的16岁的儿子项德崇，第二天就带领两名爆破队员登船前往南京。项与年刚到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但他始终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只承认是受骗的同路人，逐步骗得敌人的信任，看管有所放松。一天夜里，他巧妙地逃离看管所，找到了地下党。然后乔装成商人奔向赣江，继而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返回上海。事后，党组织授予他“反特斗争胜利奖”。

这时候，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上海久留。1935年初，党组织派他到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为便于隐蔽活动，他改名梁明德，北上天津华北联络局，西往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共同做秘密工作，也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做统战工作。这样，项与年的名字连同他的传奇故事悄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陌生的梁明德。

1940年春，梁明德从延安党校毕业，调到陕西关中分区，在习仲勋领导下任区党委统战部长，抗战胜利后又随部队进军东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多年南征北战，他不知道妻子王村玉被捕入狱后流落他乡，也不知女儿随妻入狱身染重病早已离世。儿子项德崇是唯一的幸存者。他16岁和父亲在上海离别后，一直勤奋求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改名项南投身革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项南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新四军驻地，成为一名革命干部。

1949年全国解放后，项与年才听说儿子长大成人后参加革命，在安徽省团机关当干部。

他喜出望外地给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老战友曾希圣写信，拜托代寻失散十多年的儿子。

曾希圣极为重视，一次省里开会，他特意把省团委书记项南留下谈话，嘱其代老战友在团干部中查找一位姓梁的青年。曾希圣与项南谈话间，发觉项南小时候住在上海永安，还说记得有个大胡子叔叔常到他家，还带他逛大世界、看哈哈镜哩!曾希圣终于发现自己要找的人就在眼前。为准确起见，他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项南：“你仔细瞧瞧，我像谁?”项南定睛一看，大声叫道：“胡子叔叔。”

事后，项南立即与在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的父亲梁明德沟通联系。

1953年项南到北京出席团代会，梁明德特地从沈阳赶到北京。离别整整20年之久的父子，终于相约同游颐和园。但革命任务繁忙，他们又很快告别，各自返回原单位投身工作。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功臣1949年10月，广州市解放。叶剑英去信香港，把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杀的莫雄从香港请回来参加工作。叶剑英向这位当年的粤军同袍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在叶剑英南下之前曾嘱咐他到广东后要找到莫雄，说莫雄是我们党的老同志、老朋友，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

11月，叶剑英委任莫雄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为稳定大、小北江的治安发挥了作用。

土改时，有人要枪毙莫雄，幸亏有人及时找陶铸反映了实情，莫雄才得保全。

1956年国庆节，离中央苏区红军突围长征，已有整整22个年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忘记那些为红军紧急突围提供过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1956年，莫雄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纠正某些公安人员违反宪法的行为》的文章，被远在辽宁的时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的项与年看到，他马上打电话问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你们报纸上的这个莫雄是不是以前粤军的莫雄？获肯定答复后，项与年欢喜若狂，马上给自己的老上司李克农报告，说当年给我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呢！

李克农大喜，吩咐项与年立即到广州把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项与年赶往广州，还亲自领莫雄找到陶铸，当面证实了莫雄在江西的那段光荣历史。

毛泽东没有忘记莫雄、项与年的功绩，称赞他们功绩巨大。1956年叶剑英代表党中央设宴招待两位功臣，称赞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莫雄身心遭严重摧残，直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才落实政策。1979年6月，莫雄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2月12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

项与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残酷迫害，患上中风失语症。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获得平反昭雪。1978年10月，患严重肺炎，医治无效病逝。为了悼念项与年这位历史功臣，表达人们对其尊敬和思念之情， 1978年11月7日，辽宁省在沈阳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闻讯后赶赴沈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第二书记黄欧东和老战友黄火星、罗青长、周子健等都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上，许多人都不知道梁明德与项南是父子关系，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不知内情，曾好奇地问项南夫妇：“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是怎么认识梁明德的?”当项南说明原委，他们才恍然大悟。

习仲勋同项与年在20世纪30年代结成患难之交，40年代在陕西工作两人又是亲密战友。

得悉老战友病逝家乡后，习仲勋亲自执笔写下1000多字的唁电，送到邮局发往辽宁省委。18年后，他又再次操笔撰文，热情赞叹项与年：

“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他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的地下斗争，把项与年塑造成一个机智勇敢、沉着坚定、不事张扬、不怕任何困难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见多识广、襟怀坦白、善与人交的同志”。“他生前对自己的历史从不宣扬，连向自己的子女都很少谈及”。这是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很少知道项与年(梁明德)这个名字及其传奇故事。